2013年8月12日星期一

阿波罗网: 陈云:民国有什么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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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民国有什么好?(图)
Aug 12th 2013, 07:27

那时国家并不禁武,民间开了很多武馆,连俄国的武术家也到上海揾食。现在国家反而禁开武馆,香港政府亦对武馆有顾忌。另外,当时中国有宗教自由,教会传教之余,会到农村起学校,见到有才华的华人,再保送到美国留学。而且当年有人口进出自由、产业自由,就算不能到外国读书,穷人把心一横卖猪仔去外国,打工5、6年,回国后也能自己开厂。但现在只有有钱人才可以出国打工。

民国文人的气质很特别
民国文人的气质很特别

陈云是香港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曾多次撰文狠批地产商和政府,又著有《中文解毒》和《执正中文》畅销书,执正港人中文恶习。他的文章,曾多次提到民国的文化盛世。本刊邀请他谈谈民国对比今天的中国和香港,有何值得借镜。

士大夫阶层承传文化

U:你说过民国时期仍能累积旧有的知识、品味,那是什么原因?

陈:那时掌握文化的是士大夫,他们很多都是豪门的世家子弟,文化背景深厚,不似香港的资产阶级一朝致富,没有文化修养。民初的有钱人,是习惯有钱的,知道要收歛自己,显示教养,张爱玲就是一个例子,她的外曾祖父是李鸿章,传了四代,才到张爱玲。

但后来共产党执政,士大夫阶层不是去了台湾,就是给斗垮。那些文化,到现在仍恢复不了,所以今天的中国人有了钱,会开始怀念那段日子,解释了为何有民国热。香港的殖民统治好似好成功,也要归功这些名门望族。他们部分人移居香港后,捐了很多钱。我在民政事务局工作时,就见过这些人。他们很低调,不说也不知他们那么有钱。

U:可举例说明当时富有人家的教养和品味吗?

陈:民国时期有一个叫内山完造的日本人,他写了一本《活中国的姿态》,当中提到上海一个拥有多间大宅的有钱人,他有次发现其中一间屋给大批乞儿占据,于是派家丁劝走他们。乞儿不肯,他就逐个派钱,花一年安置他们。当时的有钱人,就是这样讲体面,不跟穷人争,怕被其他有钱人笑他们,没钱打发人,会丢架。换了今天,有钱人叫警察都得,大家也不再用丢架这个词。所以梁振英劝有钱人不要赚到尽,会有富商出来说赚到尽是资本家的责任。

再看看建筑,上海的西式大宅、广东的开平碉楼、香港的何东大宅和虎豹别墅,都是那些名门望族找建筑师设计的。现在的有钱人请人设计,会指指点点,那时候的望族较谦虚,会听建筑师的意见,才会起到那些漂亮大宅。其实那时仍在打仗,那些人仍那么有心机,多少也反映了士大夫的心态。

U:你对民初时期的中国好像特别有好感,那是为什么?

陈:自小就看了很多民初片,觉得那个时期很有亲切感。另外,我很多大陆乡亲在中共掌权后,没法再做生意,连土地也给没收,他们来香港后,仍时常想像如果仍由国民政府执政,生活会如何。所以怀念民国生活,不只是今天的事。

U:今天的中国人也时常接触西方文化,跟当时有分别吗?

陈:当时中国人接触的西方文化较全面,不限于英美。因为那时中国有很多租界,在国内已可以接触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外国文化,留学生也懂得多种欧洲语言。我在德国读民俗学时,分析过梁启超、徐志摩等人的黑白照,发现如果不说明他们是黄皮肤,单看衣着和表情,他们就像一个欧洲人。

U:那时的知识分子为何这么厉害?

陈:以蔡元培为例,他进士出身,到过美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留学,懂多种语言。他旧学根底好,会得到外国的贵族和大官员尊重,乐意与他交流,他也能从中学习外国的上乘学问和生活态度。现在的留学生,英文再好,文化内涵也跟不上,没有文化,别人怎会愿意与你交流。

坚持生活态度

U:打仗仍要靓,现在看可能会觉得迂腐。

陈:他们就是有这种坚持,不因环境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像漫画家丰子恺,战乱时走难两年,期间仍跟太太生了两个小孩,没有因为走难而荒废性生活。早期的知识分子,在文革被斗,死也不出卖身边人,还一边被打一边说:"同志,你这样说是错的啊。"不过那些对优雅生活和灵性修养的坚持,后来都给摧毁了。

U:除了历史因素,民国有没有什么制度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陈:那时国家并不禁武,民间开了很多武馆,连俄国的武术家也到上海揾食。现在国家反而禁开武馆,香港政府亦对武馆有顾忌。另外,当时中国有宗教自由,教会传教之余,会到农村起学校,见到有才华的华人,再保送到美国留学。而且当年有人口进出自由、产业自由,就算不能到外国读书,穷人把心一横卖猪仔去外国,打工5、6年,回国后也能自己开厂。但现在只有有钱人才可以出国打工。

学识更胜衔头

U:教育界的制度又如何?

陈:那时教育界重学养,梁漱溟和辜鸿铭没读过大学,一样可以在大学教书。当时仍有士大夫阶级,他们听你一次演说,就知你学问水平如何,再打听一下你的背景,就可决定是否请你到大学任教。这种制度是排外的,不过把持制度的,是一班有品味和修养的人,懂得礼贤下士。所以当年中大要钱穆申请教席,钱穆坚持不递申请表,僵持了很久,终于要由中大礼聘他。

U:但那时的制度又会造成小圈子。

陈:我80年代中大硕士毕业后,曾到珠海书院教书,当时也是黄毓民介绍,校长出聘书的。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是很大的文化冲击,很不习惯。钱穆写过,那些申请制度,表面公平,实有隐忧,因为通过考试招聘的人,家势、背景不清,请了回来后发现不合适,又因为制席僵化而不能即时辞退他。至于小圈子,其实你一个圈,我一个圈,可以互相制衡,而且那时的人有一定的品味和体面标准。

来源:《U magazine》273期谈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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