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对陈永洲事件发表评论称，在他看来，如果说长沙警方成了中联重科的家丁，那么，央视就是长沙警方的美容师。很遗憾，真正损害中联重科商业信誉的不是报馆与记者，而是它自己与警方。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他认为，这宗发生在企业、警方与媒体之间的公共事件，其核心问题在于，当事各方对权力的过度依附，以及对市场规制和法治程序的双重破坏，导致在这个局中没有赢家。
罗昌平的文章首先回顾说，《新快报》记者陈永洲被拘消息传出的当天，我正在香港大学访问，新闻界前辈钱钢老师问我："这个事情你会声援吗？如果那个记者真的收了钱怎么办"？对此，不少新闻大佬都选择了沉默，至少也是不太愿意直接评价该案件。我将此称为"声援的困境"——这是中国新闻界不止一次出现过的现象，通常，当整个业界都在替你呐喊时，你自己不仅屁股不干净，反而置集体声援于不顾，直接认输了。
在此前后，我对该事件已有诸多评价，归纳起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未放弃对记者及报馆的驰援；二是追问长沙警方在此案中存在的程序问题、包括疑似利用报案企业的轿车去跨省抓人，也包括中联重科一贯张扬的行事风格、以及湖南的商业环境等；三是对《新快报》头版出现大幅"请放人"的抗议形式，持有保留意见，这也曾引起部分网友的围攻。
10月26日出版的《羊城晚报》（也就是《新快报》的母报），在头版刊登新华社关于"陈永洲受人指使收人钱财发表大量失实报道"一文，等于是自打耳光，由此也可知众多声援者的尴尬。但关键还在于，我们从中能够获得什么样的启发呢？也许只有还原事件全貌，方能准确理解当下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其实，这个事件所反映出的，恰恰是一条弱肉强食的食物链，遵循着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丛林法则。
目前来看，当事各方包括中联重科及其竞争者三一重工、《新快报》及其记者陈永洲、以及长沙警方和央视，还有一些隐藏在幕后的高层权力资源等。为便于讨论，我将事情简化为四步——第一步：中联重科与其竞争者在过去展开了超越市场规则的危险竞争，因政治资源略逊于大型国企中联重科，竞争者因此被迫选择了背井离乡。在如此恶性竞争的环境中，选择搬迁的民营企业三一重工显然是弱者，这也为它日后的反击埋下了伏笔。
第二步：弱者引入媒体，试图通过观察其广告投入来定向监督中联重科，并取得明显效果。自2012年9月至2013年8月，《新快报》18次报道中联重科，其中14次署名为陈永洲。这在某种程度上或某个时间段里，又让中联重科变成了弱者，从其主动登门沟通被拒绝，也可以看出当时报馆方面的傲慢。多数人尤其是媒体人或许不会认同这一说法，但那些对中国媒体环境深有体会的民企老板，相信都会认同。
第三步，就像之前的交恶一样，在回击媒体的过程中，中联重科再次选择引入警方的力量，便立即又把自已转变成了强者。在警方的强制权面前，报馆的监督权根本不值一提。报纸头版两次"请放人"的抗议，在于管理层想借势扩大影响，有人也想防止自己被抓。我对此表示反对，主要是认为不带情绪的律师函件，或许要优于这种版面抗议。
第四步，如果说长沙警方成了中联重科的家丁，那么，央视就是长沙警方的美容师。没有律师的抗辩，未经法院的判决，任何嫌疑人都是无罪的，但央视在警方侦查阶段，竟然披露了如此大量的本案相关细节。这不仅违背了新闻伦理，也是公权力无视最基本的"无罪推定"原则。只有法院才是判官，但在本案中，媒体、警权都在进行多场裁决。
对应这四个环节，派来出不同的四个问题：①记者有没有收钱？②报道属不属实？③警方是不是被收买？④执法程序是不是符合正义？四个问题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但不得不承认，谁的议程设定能力强，哪个问题就会被突出。呈现于大家眼前的争论，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同的议程设置而出现错位。
网友川人转载的这篇文章又说，更为核心的问题还在于，当事各方对权力的过度依附，以及对市场规制与法治程序的双重破坏，导致这件事情成了一个死结。比如，中联重科与竞争对手的恶斗没有在市场规制下进行，即使出现了纠纷，也没有付诸司法程序；不过，我在这里，对于央视的伦理谴责，不妨也将《新快报》一并列入，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受制于权力，后者则受制于金钱，或为权钱的交叉作用。
同样，中联重科对于媒体行为的约束，也没有通过民事诉讼来进行，而是以警察权与监督权双管齐下。从中可知，无论是对于个体还是机构，建立一个独立并权威的司法体系，是何等重要的事情！但尽管如此，这中间毕竟还有小恶与大恶之分，但光有大恶还构成不了整个事件，也正是大恶与小恶的并联，形成了反市场与反法治的行为合力。
这也许正应了"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那句古训，也吻合"你就是体制"的今话。权力越大责任越大，滥权越大伤害越大。如果一定要以次优轻重进行排序，媒体对于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个体的监督毕竟只是定向伤害，而警权跨省刑拘记者以及央视的媒体审判，则是全局伤害。正如南方日报原社长范以锦的观点："如果真有敲诈勒索等行为应该追究。但执法的目的性、合法性和'先抓后审'的程序问题更必须质疑，并对由此造成的记者'人人自危'的局面深表忧虑"。一个无所不往的警察系统，两个瑕疵不断的上市公司，几家难被尊重的新闻机构，以及隐身其后的高层权力对赌等，构成了这宗发生在企业、警方与媒体之间公共事件的关键要素。显然，单纯两家公司的商业互斗不可能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公权力在这里面介入太深——至少调动省城警力与央媒资源，非一般人士可为——深得几乎让外人看不清楚。市场精神与法治精神则被严重蹂躏，被遗弃。
罗昌平的文章最后强调说，以斗恶扭曲市场，以结果扭曲程序；用道德取代法律，用警权取代司法，这是陈永洲事件表现出的多层复杂结构。很遗憾，在这个局中，似乎除了微博与微信在流量上有所斩获，没有谁是赢家。真正损害中联重科商业信誉的不是报馆与记者，而是它自己与警方。更为糟糕的是，中国大多数事件都是这样进行的，只有破坏性，没有建设性，不能在谈判与妥协中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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