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如有农民与城管在街头的抗战便是"反革命罪"，相当于今天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我老家在重庆龙潭古镇，那地方是川黔湘鄂交界之地，沈从文《边城》中"下龙潭赶场"，写的就是这。古镇很大很古老，当年红军把周边地界占完了，但就是没能攻进过龙潭;抗战时，沿海大批富绅迁居于此，国民党中央银行也特设办事处，龙潭盛况空前，又有"小南京"之称。
龙潭出过两位革命家，一位是李鹏的娘舅赵世炎，他家是大地主，至今有说龙潭就是赵王二姓两大家族的，且赵家势力更大。赵世炎年少北上读书，再没回来过，北伐时，他已是共党上海武装起义副总指挥，总指挥是周恩来，官虽大一级，但却是经由赵世炎介绍加入共产党的。1927年国共"四一二"内讧时，赵世炎被得势的国民党杀害;另一位则是北平地下党领袖刘仁，北平和平解放，刘仁居功至伟，作为后来市委书记彭真的助手，刘仁在文革中被活活整死。
龙潭一马平川，沃野百里，水旱从人，五谷丰登，但六十年代初的那场人道灾难，却在此饿死不少人，听我外婆说，那些农村人歪歪倒倒走在街上，一轱辘摔下去，就起不来了，死的人不少。到了1975年春，我正在上小学三年级，有一天，一位经常戴红袖套在街上做"城管"的黄大伯，来我们学校做忆苦思甜报告，他一上台就大骂：狗日的地主阶级，坏得很啊，每天他们鸡呀鸭啊弄他妈一桌子，他们吃多少嘛?吃手指甲那点，其它哪个吃了嘛，还不是我们吃了!结果台下一片哄笑。接着他又顾自叹息，唉——要说苦，还是苦不过六一二年……
在龙潭骂狗日的地主阶级，几乎就是骂赵世炎他爹，也就是骂李鹏的外公，现在看来，骂谁并不重要了，甚至那笑料百出的忆苦思甜也少有人提及，倒是根正苗红的黄大伯让人记忆深刻，他应该算是红色中国的第一代城管人员吧?那时正是政治挂帅的年代，城市里人主要靠票证过日子，我对门的冉篾匠就时不时会说几句"怪话"：毛主席他老人家好得很啊，知道我们缺糖了，就赶紧给我们发张糖票;知道我们缺盐了，就赶紧给我们弄来盐票……冉篾匠为此被村上批斗过好几次，他老婆熬不过担惊受怕的日子，跟他离婚跑了。邓小平时代时，他老婆在儿女撮合下想回来与冉篾匠复婚，又有过去被流放的"黑五类"回来找他要房子，内心刚烈，走投无路的他，用烈酒下农药，在一个初春的清晨痛饮长辞，这是后话。
镇上人的日子过得还算凑和，到了农村，那简直就是水深火热、饥寒交迫，农村种的粮食，大部份要上缴皇粮，留给农民的少之又少;农民杀头过年猪，一半要无尝交给国家，这是绝无条件可谈的，私宰就等同犯罪;更为恶劣的是，到镇上卖鸡蛋、茶叶或毛烟之类，那也是不行的，毛强调的是"三面红旗"，狠斗私心一闪念，只要有农民悄悄进行这类交易时，碰上戴红袖套的黄大伯就是他们的灾难，轻则没收，重者按"投机倒靶罪"判刑。
那时人们常听到的喝斥的口令是"只许规规举举，不许乱说乱动"，农民想反抗，就等同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家住在乡镇结合部，每到春季，农民家的粮差不多就吃完了，几乎那个季节里，每天都有家庭主妇蹲在路边痛哭，我那时只要拿起一块锅巴在房前屋后走一圈，就会有一大群农村孩子搌在我屁股后面，我就成了他们的儿童团长，许多大我好几岁的娃儿，都对我服服帖帖，百衣百顺。由此可以想像，戴红袖套的黄大伯有多牛逼了，他往街上一走，就是爷，凭几句结结巴巴的毛主席语录，就可以管好一两条街，没有那个农民敢不听他的铛铛。当下农民与城管在街头的抗战，那时绝不可能发生，如有，那一定是"反革命罪"，这是什么屌罪呢?就是相当于今天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谁敢找死??
无论是"投机倒靶罪"或者"反革命罪"，革命虽然狠毒无情，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虽然凶猛凌厉，但农民为了活命，有时也会以"身试法的"。平时黄大伯能管住街上的资本主义歪风，但到了五天一次的赶场，他虽然有扩音器镇威，毛主席语录开路，但熙熙攘攘的人流里，到处都是趁机犯案的农民，那时，虽然这位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老头儿嘶声竭力，东抢西砸，那也管不住满街"资本主义复辟风潮"的了。
面对纷繁复杂的阶级斗争新形势，岂可让万恶肮脏的资本主义行为到处跑冒滴漏?!镇市管会由此组织红卫兵和街道大妈们上街联合执法，那阵势不是吹的，东风吹，战鼓擂，只有35年后，薄熙来在重庆重唱红歌时，你才看得到情景再现。我们那条街的红卫兵头儿叫龙蛋，他爸是县公安局的，母亲是龙潭纺织厂的干部，根正苗红，自然成了市管会街头执法的带头大哥，我那时八九岁，根本不够"执法人员"的标准，但因为在村与村之间文攻武卫——打泥巴仗时勇敢生猛，所以他常常把我带到身边当跟班，我几乎每次赶场都能目睹他们对农民打砸抢的"革命"形为。
龙蛋一到赶场天，9点就会把一大群兔崽子们召聚起来，每人发一个红袖套，先背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然后由市管会工作人员宣讲革命斗争真理，并狠狠叮嘱大家伙下要手狠，抢要快，敢反抗者，群殴之。鸡蛋、茶叶、桐油、烟草……那是要统统没收的，然后交给市管会，许多家庭晚上点桐油灯用的灯草芯，也不准买卖，那东西太酥脆，一扯就断成几节甚至几十节。现在回忆起来，每次赶场执法，差不多就相当于黄世仁抢喜儿那么悲惨，农民巴掌大的自留地就出产那么点东西，你要没收，要抢，差不多就弄掉他们一两个月甚至是大半年的生计，呼天号地，跪地求饶，老泪纵横，那也是感动不了这群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小将的，稍有反抗，龙蛋就会加大执法力度，连能卖的蔬菜也给你用脚革命掉，那阵仗比起现在的城管，战斗力更强，意志更坚，因为有强大无比的无产阶级专政做后盾，几乎是无坚不摧的。
那时黄大伯就是我们这里的偶像、明星，每次没收了农民买卖的农产品，龙蛋就迫不急待地赶往市管会，与他胜利会师，接受他的夸赞，有时黄大伯也会拿出一两颗糖作奖励，由龙蛋咬碎后分给大家吃，粘粘乎乎的甜透了心。后来我在语文课里读到"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黄鼠狼给鸡拜年"这些爱憎分明的句子时，就会下意识地想，哟，这好像是在形容我们自己呢?!
1975年翻过坎后，中国社会从完全封闭状态中走了出来，几年后就迈入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时代，农民在市场上的买卖几乎完全自由了，我家周边的农民都逐渐盖起了新房。又过了些年，商品经济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农民开始离开土地进城务工，摆零摊成为城市游动的便民景观，但从政治挂帅到GDP崇拜，体制的根基是没有变的，那些流动的小摊贩很快就成为市长们面子工程上挂不住的污点，城管部队应运而生了，那差不多就是毛泽东时代市管会的死灰复燃。
黄大伯离开毛时代后，精神顿挫，日渐老去，在邓时代的一个早晨窘困、孤独而逝。
龙蛋的生活也不如意，离了婚，患了智障性精神病，见人爱傻笑，疯起来砸东西的样子，简直就是当初在街头专政农民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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