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悲剧而流亡海外的学者朱嘉明最近推出关于中国改革的新着《中国改革的歧路》，试图在纵向审视中国当代历史的同时，也从横切面剖析中国现阶段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
作者在书中形容，中国的"改革"，如同一列承载着十几亿民众的快车，高速行驶了35年，但至今没有列车时刻表，也不知终点站在哪里。他指：这趟改革的列车早已驶入歧路，受益者是既得利益集团而不是人民。人们正在从不满意转变到失望，甚至开始绝望。现在，已经到了全体乘客和车组人员都须思考如何把歧路列车搬回正轨的时候了。通过深入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分析，解说中国的"改革"是在什么样的时空背景下，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脱离了正确的轨道?作者主张，宪政民主应是中国未来的关键选择。唯有还权于民、还富于民，中国才会长治久安。
关于现阶段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作者在书中进行集中的论述指出：在中国，各种利益集团尚在发育和形成之中，但是，既得利益集团却已经捷足先登。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于1990年代之后，获得长足发展则是过去十年间的事。虽然，既得利益集团的历史不过二十年，其人数在整个人口中比例很低，却足以影响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和历史走向。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特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产物，并注入了西方国家既得利益集团的某些特性，具有如下中国特色：第一，既得利益集团是由特权阶层转换而来。第二，既得利益集团的高度家族化。第三，既得利益集团的扩张基於权力和资本的持续交换。第四，既得利益集团的板块化、体系化、国际化和多面化。第五，既得利益集团左右政府政策，却不受制衡。
作者指：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过去二十年中最重要的社会现象。如今，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显现出两个趋势：首先，既得利益集团和垄断国有企业融合。垄断国有企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重要的安身之所，从而强化了既得利益集团和垄断国有企业对某些产品、行业和区域的市场控制，增加超额垄断利润。在中国，没有垄断的既得利益和没有既得利益的垄断是不可想像的。
其次，既得利益集团会向媒体延伸，主导舆论，完成从"硬实力"向"软实力"的转变。特别是，既得利益集团对司法系统的影响全面增强。作者在书中形容：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推动下，国家利益不断被分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格局不断被重组。所以，今天的既得利益体集团，已经不是一个"集团"二字所能容纳，而是拥有共同意识、共同利益、共同生活方式的新的社会阶层，甚至说，是一个新的"阶级"。这个既得利益集团或者既得利益阶层，蔑视法律体系，破坏市场规则和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机制，压缩中產阶级生长的空间，加剧贫富差别，抗拒政治民主化潮流。中国要进步，不仅要正视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而且必须打破其存在的格局。
关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作者提出的观点是：从中长期看，至少有如下五个约束条件，使中国的高增长被中速甚至中低速所替代：第一，经济增长阶段。第二，经济周期。第三，产业结构。第四，人口年龄结构。第五，生态环境。
事实上，约束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还不止上述五个方面。可以肯定的是，高增长时代结束。但是，从经济决策层、各级政府、主流经济学家，都已经习惯了高增长，拒绝接受这样的事实，以为只要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寻求新思路和新办法，还可以刺激经济高增长。在短期内，某些刺激手段可能还有效果，但是，长程的代价将会更大。中国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最终取决於是否可以完成从"外生增长"模式向"内生增长"模式的转变。"内生增长"的核心机制是通过学习，知识积累，形成内部自创的优势。建立知识经济和创新体系。中国要实现这样的转变方面，需要改变经济、教育和科研制度。
作者朱嘉明在这本书中指出：经过二、三十年的改革，人们发现，中国非但没有改变毛时代的那个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缺陷，反而在嵌入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发生两个制度中的不良遗传基因的杂合和变异：公有制没有了，私有制没有建立起来，有的是国家垄断;按劳分配没有了，福利分配制度没有可能，只有按"权"分配;平均主义没有了，机会平等无法实现，只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如今，这个所谓转型之后的制度已经难以维系下去，中国业已处於非均衡和非稳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体系，正面临着解构和失序的危险。
面对如此失败的转型，无非是两种选择：其一，继续"拖下去"。即只做一些局部性工作，诸如整肃"贪污腐败"，以缓和官民对立，希望通过时间使得很多社会矛盾获得自然解决。这种选择，因为不能治"本"，势必导致各种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聚变。其二，儘快开始包括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再转型"，开啟民主化进程，再建市场经济和发展公民社会。为此，需要政治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以及全民共识。只有这样的选择，方可以最低的历史成本换取最大的历史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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