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徐志摩到莫斯科三天后感慨："假如有一天莫斯科的规矩行到了我们北京，那时你就得乖乖的放弃你的宅子，听凭政府分配去住东花厅或是西花厅的那一间屋子。"他想起陈西滢说过苏俄来了会怎样："你们新文学家应得格外当心了。要不然不但没饭吃，竟许有坐牢监的希望。"
"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这是1925年徐志摩在莫斯科的感想，写在了给《晨报副刊》的文章里。这一年春天，他乘火车途经苏俄去意大利。火车在西伯利亚驶过，他注意到人们神情阴沉，似乎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喜悦的笑容"。到了莫斯科，他去拜访托尔斯泰的女儿，得知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已经不太能见到了，健在的重要文学家几乎都离开了苏俄。
徐志摩去瞻仰列宁的"金刚不坏之身"，进门就看到一个地球模型："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姑且这么说)，一体是血色，旁边一把血染的镰刀，一个血染的锤子。"这时，他明白了罗素为什么批评苏俄。
1920年，亲苏的罗素在访苏之后转而批评布尔什维克：其一，为了实现理想，"人类需付之代价过巨";其二，即使付出巨大代价，理想能否像宣称的那样一蹴而就，依然需要存疑。徐志摩对罗素的变化有些不以为然，称为"入红境者，红心红德之罗素;反(应通'返'——引者注)白邦者，白心白德之罗素也"(《罗素游俄记书后》)。
在莫斯科待了短短三天后，徐志摩却理解了罗素。他甚至这样想象未来："假如有一天莫斯科的规矩行到了我们北京，那时你就得乖乖的放弃你的宅子，听凭政府分配去住东花厅或是西花厅的那一间屋子⋯⋯"他还想起曾和陈西滢讨论过苏俄来了会怎么样，陈西滢说："你们新文学家应得格外当心了。要不然不但没饭吃，竟许有坐牢监的希望⋯⋯"
那时胡适不同意徐志摩的看法。1926年，胡适途经苏俄去英国，他的行程和徐志摩很相似，也是在莫斯科逗留三天，但观感和徐志摩很不相同。胡适在给朋友的信中表示，"苏俄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虽然他也认为苏俄是"狄克推多"(独裁)，但又认为这是通往"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的过渡阶段。
1933年丁文江从欧洲返回中国，途经苏俄。与罗素相反的是，在访苏之前，丁文江曾经批评苏俄的残酷，访苏之后他却转而认同苏俄。在随后的"民主与独裁"论战中，丁文江主张"新式的独裁"，这时胡适成了他的论敌。
等到上世纪40年代，更多的知识分子倾心于苏俄的魔力时，胡适撰写了《两种根本不同的政党》，严格区别英、美、西欧式的政党和苏俄、意、德诸国的政党。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先是坚持天朝上国的定位，拒绝向"蛮夷"学习，屡战屡败之后，开始放下身段，师"夷"长技。晚清"以日为师"，民初"揖美追欧"，到了20年代，"以俄为师"成为主旋律。
1918年，苏俄发布宣言，放弃其在华一切利益，这是中国知识界开始亲近苏俄的重要契机，也是我们熟知的一段历史。但需要指出的是，苏俄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而是在外蒙古和中东铁路问题上对中国利益造成巨大的伤害。同时，把"反帝"话语引入中国，苏联代表国际主义，其他各国被称为帝国主义。
1925年，访欧归来的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当时陈启修发表文章《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认为苏俄不是帝国主义。徐志摩主持的版面发表了张奚若的反驳文章，随后展开"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思想问题的讨论，如果仅限于纸面，再激烈也无妨，但当时的左翼力量却火烧《晨报》馆，这种行为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徐志摩的观点，在现世界和那天堂之间隔着血污海。
徐志摩的这段话，今天听来并不新奇，因为此后诸多"反乌托邦"的小说和实践，反复验证了"通往地狱之路是由美好的愿望铺成的"。哈耶克曾经引用过荷尔德林的话："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徐志摩未必读过这段话，或许，他读过波德莱尔的《人造天堂》："那些追寻天堂的人所得到的是地狱，他们正在成功地准备着这个地狱、挖掘着这个地狱;这种成功，如果他们预见到的话，可能会吓坏他们的。"
在20世纪中国，对于正在发生的历史具有精细洞察力的，恰恰是今天被视为"小清新"教父教母的作家，一位是徐志摩，一位是张爱玲。徐志摩不必多说，张爱玲的小说对于未来有着准确的预判，远非"小清新"所能概括。■
作者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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